睡了10个小时。下午一点醒，在床上发了30分钟呆，以吃饭为动力起床。
今天的主题难得明确，回暨大办事。没主题的闲日子里，就会胡乱找一些破事把自己的时间塞实掉，然后几乎每天都很晚回家。
出门时，看到放在小院子里的仙人掌和无名植物，回屋接了点水，浇几下，水顺着窗台往下渗。洗衣机上的小玫瑰落了很多花瓣在机套上，中间长出了许多新的小小花骨朵。
走过家门口的小巷子，转脸，发现身旁墙头的绣钢丝上晾着一对袜子，一只红，另一只白。
坐地铁，体育中心下。刚出来，一时认不得路。打电话给妈，一直无法接通。
往黄埔大道走，沿途拐进了一家杂货小店，淑女和民族风，已经不喜欢了。
去最近常吃的杏花楼，叫一份常吃的西米皮花生汤圆外卖。
进木桶饭，一点也不辣。中途接哥哥电话一个，打爸电话一个，妈关机。
太阳晃眼，暖热烘烘。
决心坐公车去暨大。
走地下隧道去对面，隧道里人烟稀少，想到了前几天看的周浩的《龙哥》，或许正在有吸毒的人从我身边经过。他们寻常得不能再寻常，以至于曾以为那些我每天经过的、睡在天桥底下的人都只是流浪汉而已。
隧道尽头，蓝色卷帘门成排立在枯绿的草间，这才记起，我把相机遗忘很久了。
进暨大大门时，大大的迎接检查组的牌子高耸着，比起北方的学校，比起别家，暨大这么恶心的时候不多，甚至少得可怜。
盖几个章，签名，因懒散拖了半年的事40分钟解决掉，把学位证和毕业证领了。
贪婪地走在校园里，以前在暨大时觉得它寡淡得出奇，后来才发现这寡淡其实是自由，是无拘束。意识到这点时，毕业只剩几天。
图书馆前的绿地上，恬淡闲适得无声息，耳机里的音乐不合时宜起来。见到两三婴儿，妈妈抱着亲啊亲，爸爸拿手机拍啊拍。
紫荆花瓣落在明湖边的台阶上，脚步来往，紫色的汁液在地上压出了紫黑的花印，一朵一朵。记忆中，暨大的紫荆花几乎开遍四季，读书时每次走那条长至生命尽头的林荫大道，总会在路边的草地斜坡上见到一朵又一朵的残落花。
在明湖商场一楼买一杯珍珠奶茶，在二楼补了一只隐形眼镜。
往西门走。
路过以前的宿舍，楼下的休闲空地上照例有人在玩。以前我经常会拿本书过去耗一个下午，看书，听歌，看看人，晒晒太阳就在长椅上打了个盹。
球场上照例有人在玩，一个老人坐在铁丝网边的小铁鞍上，呆呆地望着打球的少年。橙色墙漆翻新过的红窗老房子，灯光亦然昏暗，茂密的林荫道上常有时髦的侨生经过。转角处的老房子二楼墙边，亮起了一盏昏黄的灯。
一路上，很多老人在健身，附中的穿着绿色校服的少年成群结队。
同事打电话来告诉我，领导找他谈话，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
出西门，往岗顶走。
路过学而优，进去。买了两本书，《金色笔记》和《地下乡愁蓝调》。后一本的谁谁谁“诚心作序”和“合力推荐”，以及对作者的宣传语“从小拿西洋流行音乐榜单涂鸦长大，家里客厅就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集会场所”……虽是商业考量，但这个调调还是有点那个了。嗯，很那个。当然，这对内容无碍，这书一早就要买。作者是陶晓清的儿子，他是真正站在历史中心的人。
去天娱广场看电影。
趁《苹果》还有20分钟才开场，先进了《色戒》厅看了会。钱嘉乐在香港电影院里死得那么惨，在内地只挨了一小刀而已；梁朝伟那一记响亮的皮带，汤唯在内地也没消瘦的到。
《苹果》不好看，前半段对焦不准和特写模糊的后果就是，看电影的人像得了感冒，眼、鼻、耳都不利索了。影院可能开了冷气，后半段一边哆嗦、一边反胃，只求快点完。选佟大为演，败中之败。
下楼在春之花买了些零食，打车去喜窝看周云蓬。进门又碰到人物周刊的那帮人，小兵真的也来了，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，他白天刚从云南采访小学生中毒死亡事件回来。娜姐到门口，又走了。周云蓬唱了几首后，小兵给我指不远处，其乐妈妈梳着俩小辫，也来了。阿海中途也杀来了。
还没等到我喜欢的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和《一江水》，被迫离开。
去见领导和朱白，还有俩人，喝。我到时，除了朱白，别人都高了。J又把老温拉来救场。领导“嘭”地一声拉开饭店冰箱，丢一瓶苹果醋给我，“喏！我偷给你，你把它拿回家喝”。
后来，我的胆怯战胜了刺激，还是跟服务员说了。
散了，下午打电话那位同事给我递东西，他去吃拉肠。
我跟他说，“不适当妥协，你能活得了不？”
爸短信来，生意成。
回家。洗了洗衣服。
没再浇花。
天明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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